专家香港淘到一件文物:夏朝果然存在?
更新时间:2019-09-18

  2002年,在香港文物市场上,北京一个博物馆专家意外发现了一件青铜器,表面锈蚀严重,器内被锈土包裹,只露出几个生涩难懂的文字,可以说非常不起眼。然而,这位专家却觉得若隐若现的篆刻字迹不同寻常,于是就买下了。

  然而经过研究之后,专家们震惊了,因为这一件青铜器是上的98个文字令人动容,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情况,而且是中国最早关于大禹的文献记录。因此,不少专家认为这证实了大禹以及夏朝果然存在。

  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夏朝从大禹开始,共传了14代,经历了17个王,总共存在471年(一说432年)。1949年后,中国历史教科书将夏的范围定为前21世纪~前16世纪。

  现在有关夏朝的史料,主要见于《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在《尚书》《孟子》《周礼》《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亦偶有提及。

  由这些片段史料,人们只能知道夏朝历史上发生过大禹治水、禹受舜禅、夏启夺位、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以及夏桀等不多的几件大事。

  民国时期,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中国学术界检讨上古史事,开启了对夏朝真实性的怀疑。

  (1)禹是神,不是人,“商族认禹是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是最古的人王”,禹和夏没有关系。顾颉刚推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而古人又视鼎为夏人所制,于是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

  (2)夏启、少康、太康等夏朝人事,都是先秦,、两汉的人所编造,是一种“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1)禹是神,不是人,“商族认禹是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是最古的人王”,禹和夏没有关系。顾颉刚推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而古人又视鼎为夏人所制,于是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

  (2)夏启、少康、太康等夏朝人事,都是先秦,、两汉的人所编造,是一种“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在顾的影响下,20世纪中后期至今,国内外不少历史著作、历史教科书,都选择从商朝写起,而将之前的历史,视为传说时代。

  比如,传世的《尚书·周书》中,有关于夏朝的记载,先秦史学者周凤瀚认为,“西周早期文献已言及夏,时克商未久,商遗民众多,如果周人生生地造出一个虚构的夏来,用以宣传周到商,犹如商代夏,是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能使早已有历史典册的商遗民相信?”②

  再如,《史记》中的商朝世系,已得到甲骨文的验证,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司马迁关于夏世系的记述,也不会没有依据,王国维即说,“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2)考古发现,尤其是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为夏朝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实物依据。

  上世纪五十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在河南登封玉村被发现,此后偃师二里头、郑州罗达庙、洛阳东干沟等属于同一文化的遗址被陆续发现,其中二里头遗址范围最大,堆积最厚,故将之整体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学者们注意到,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同文献中夏人所居的地域大致吻合。通过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约在前2395年~前1625年,也与夏朝纪年相当。很多学者据此认定,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③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一号宫殿”、“二号宫殿”,规模较大;同时有陪葬丰富的“奴隶主墓坑”。学者们大都认同此处是古代一处都邑,但它究竟是商都还是夏都,目前也还存在着争论。④

  文献资料方面,有学者在解读《尚书》《竹书纪年》关于夏朝的内容时指出:前者成书于西周,不能排除夏朝是西周统治者为周灭商寻求合法性,而杜撰出来的王朝;后者是魏国史书,成书于战国中期,距离夏朝至少有1000多年时间,可信度不高。⑤

  比如,英国学者艾兰认为,中国学者默认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先入为主地相信夏朝存在,然后再去寻找证据,是有问题的。鉴于至今未在甲骨文中发现夏朝存在的证据,以及文献中对夏朝的记录也都语焉不详,艾兰推测,“禹创立夏朝和尧舜禅让的传说都是商代的神话发展演变而来”,“如果‘夏’原来是一个神话,后来被变成为‘历史’,那么考古学上的‘夏文化’也就难于成立了”。⑥

  文献资料本身的真伪,也给探究夏朝的存在与否,造成了不小的困难。2013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三批整理成果问世,整理报告认为,出土竹简中的《傅说之命》三篇与传世《尚书》中的《说命》篇完全不同,证明了后者确系后人伪作。⑦

  比如,美国学者索普认为,一看到大型的夯土基址,就判断为“宫殿”,是不妥的,“二里头的宫殿只有一个单一空间的前庭,无法容纳觐见的百官,不符合西周对于廷的描述,它可能是某种类似宗庙的建筑”(现在,一些中国学者已不再坚持认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肯定是宫殿)。对于中国学者按照墓葬大小来推导社会结构的做法,索普也持有异议,他认为“二里头遗址大型厚葬墓只是少数,只有在大范围内发现更多大型墓葬时,才可以证明其王室贵族的属性。更何况,二里头的富墓在规模和随葬品质量上,也远不及陶寺或良渚的大墓”。⑧

  夏朝的有无,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的争议,最关键的原因,是至今没有发现夏朝文献。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数十个文字状的符号,被认为同殷墟甲骨文存在一定关联,但是这些简单的字符,无法证明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朝。学者徐中舒甚至反对将这些符号视为文字,他认为,夏朝更多使用的是结绳、刻木记事。⑨

  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夏朝划定了起讫时间,但也无法服众。自其成果公布以来,质疑声从未断绝。

  比如,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断代工程被指“方法不科学: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号,而碳十四采纳的英国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国际标准”,“试验数据不真实:‘人为拟合’的数据至少32%不可靠,批评者现场用电脑进行了演算”。⑩

  曾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林甘泉也说,大多数学者对夏文化遗址的认同,“并不等于夏朝的历史已经得到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对夏代的目标是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这样说就比较慎重,不要让一般公众误解为夏朝的历史已经被证实了。”

  2016年,中国学者吴庆龙等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证实公元前1920年左右,黄河流域的积石峡地区发生了一场特大洪水。他们推测,“大禹治水”的故事可能就来自于此。有声音认为该研究可以佐证夏朝的存在,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比如,积石峡位于青海省,华夏先民并无能力在这里构建可造成特大洪水的水利工程。针对这种质疑,后来又出现了大洪水来自堰塞湖的假说。

  总而言之,“夏”真实存在的可能性是有的,但目前的证据还很不够,还完全无法断言,“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是不是足以和商、周一样,可以被算作一个朝代。顾颉刚上世纪30年代在《夏史三论》序中曾这样说道:

  “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

  “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

  ①孙庆伟:《顾颉刚夏史研究与夏文化早期探索》,《古代史与文物研究》2015年第5期。

  ②侯仰军:《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5、106页,

  ④陈旭:《二里头遗址是商都还是夏都》,《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

  ⑤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⑥闫敏:《洛杉矶“夏文化国际研讨会”英文本论文译述》,《人文杂志》1991年第4期。

  ⑧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⑨徐中舒、唐嘉弘:《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

  ⑩吴锐:《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败检验“走出疑古”》,《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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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史料上看,最早记载大禹的是《尚书》(意为上古之书,记载上古包括尧舜禹等之事的书籍)、《山海经》之类,时间年代不早于公元前5世纪。

  《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山海经》: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岛。

  《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山海经》: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岛。

  由于《尚书》一直被质疑是“伪书”,所以大约于公元前5世纪成书的《尚书》中的大禹记载,自然就不能成为信史。《山海经》更是一部真假难辨的神书,成书于战国年代,上面关于大禹的记载,也很难让人100%的相信。

  总而言之,从目前文献资料来看,最早记载大禹事迹的书籍,大约是在公元前4世纪。这一年代距离大禹(公元前2000年左右),大约有1600余年的差距,相隔实在过于久远。由于又没有大禹的确切考古物证,所以不少学者质疑大禹和夏朝的存在。

  然而,专家淘到的这一件青铜器(见上图),却是西周早期的文物,距今已有2900多年,比文献上关于大禹的记载,要早了600多年。在青铜器的底部,铭刻着98个字: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 (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 (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

  铭文非常明确的记载了大禹和大禹治水。当然,这一段记载,重点在于大禹德治,并非谈大禹治水,说的是大禹如何有功于民众,教诲民众以德行事,所以成为民众之王。由于文章最后提到“遂公”,所以这一青铜器被命名为“遂公盨(xǔ,盛食物的铜器)”。另外,遂国是中国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之一的舜的后人建立。

  显然,从这一件遂公盨上可以看到,大禹和夏朝的确存在,并不是西方学者口中一个虚构的人物和王朝。

  有朋友会产生这样疑问:这一件青铜器与大禹年代,依然相差1000多年,又如何证明大禹的存在呢?其实很简单,西周早期的文字载体非常少,而且将大禹治水铭刻在重要的青铜器上,当作传家之宝,说明这件事极为重要,从逻辑上说,伪造大禹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而且,遂公盨上的记载,与各种文献记载的内容是完全一样,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比如,与《尚书·尧典》、《尚书·禹贡》等上古之事的记载,就惊人的高度一致。(《尚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实际材料可能是从夏商周慢慢流传下来,是了解上古之事的重要典籍)

  需要说明的是,《尚书》被质疑是伪书,但不代表全部是伪书,而是认为部分是被后人伪造,只是不知道那些是伪书,所以需要人们仔细分辨、考古印证。

  另外,从地质学上看,如今科学研究已经确认:在4000年前后,山西、河南、安徽等地区,的确有一场大范围的洪水泛滥,现在留下了一些遗迹证实了此事。而大禹治水的传说时间,与这一场大洪水高度吻合,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大禹是否存在极为关键。因为有了大禹,才有大禹治水,然后才有夏启建立夏朝,由此方有华夏之说。因此,这一遂公盨的出现,有力的证明了大禹和夏朝的存在,说明了夏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如果大禹和夏朝不存在,周朝为何流行这么一个与其毫无关系的事迹呢?

  当然,即便这一遂公盨的出现,西方学者还是不认可大禹和夏朝的存在,一定要在夏朝遗迹或商朝遗址中发现“夏”、“大禹”等字样才罢休。只是,西方的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等有当时的考古遗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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